同窗不同路——周恩来与吴国桢:从义结金兰到分道扬镳

楚北网 2019-05-15

 周恩来与南开同学吴国桢曾义结金兰,可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却是“同窗不同路”。

义结金兰

1914年,11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比周恩来低一级。周恩来是南开中学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经常有惊人之举。

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出了一则以孟子的话为谜面的灯谜:“犹兽之走圹也,打一新名词。”同学们都被难住了,要求公布谜底。等到无人在场的时候,周恩来悄悄将谜底贴了上去。不久,同学们都知道了这新名词是“田径赛”,学校顿时一片哗然。乍一看,这灯谜很有点意思,但仔细斟酌,有人觉得牵强,更有人认为这是骂人。尤其是那些参加田径赛的学生,更是愤愤不平,联名要求学校查明处理。学校正为难,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灯谜是自己出的,并且表示道歉。此举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但有些运动员还是难以平息心中的怒火,周恩来一一到他们的宿舍,当面道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当时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恩来来道歉时,吴国桢恰巧在哥哥的宿舍玩,两人自此结识。

几天后,周恩来路上遇见吴国桢,两人热情地寒暄起来。周恩来是个细心的人,想起那天自己道歉时,吴国桢正在一边写什么,便问起这事。吴国桢回答说:“我在写日记。”周恩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恩来便经常借阅吴国桢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吴国桢开始在南开校园里小有名气,写作能力也有极大的提高,后来他甚至被人推崇为“天下第一刀笔”。

在周恩来与吴国桢交往的同时,吴国桢的另一位同学李福景也经常与他们在一起,三人很快成为南开校园的“三剑客”。有一次,南开要举办演讲比赛,周恩来报名参加,还动员吴国桢、李福景一道报名。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演讲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只有周恩来一人上场。吴国桢后来回忆说:“年轻的周恩来眉目清秀,说话声音略尖,演讲时出口成章,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说来有意思,在南开中学,周、吴两人在演讲方面只是稍有尝试,日后却都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演说家。

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但吴国桢上不了台,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就一发不可收,哪怕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恩来和李福景的扮相后总是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

有一次,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戏归来,他编了个《一元钱》的剧本,女主角非周恩来莫属。两朋友转而鼓励吴国桢出演,并让他演女主角的丫头这个角色。为怕他笑,还特地做了补台的准备,一旦吴国桢笑,周恩来扮演的女主角就说:“你这丫头,没事就笑,你还是回家等着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

周、吴、李三人经常同来同往,日子一久,彼此都产生了倾慕之心。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同桢首先赞成,李福景也点头应允。

正当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福景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

周恩来只好和吴国桢先结拜再说。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照相。当时,周恩来身着薄长衫,吴国桢也想这样穿戴,但吴国桢的母亲没有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当时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场面非常温馨。很可惜,后来吴国桢遗失了这张照片,还是几十年后吴国桢的女婿访问大陆,才有人将这张照片托他送到了吴国桢手上。

民国人都称名而不用字,但他们却各自取了个“私字”,周恩来的叫“翔宇”,吴国桢的是“峙之”。这成了他们以后互相的称谓。

各奔前程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吴国桢考入清华大学,李福景则赴英国学习工程专业。

对中国和当时的知识青年而言,20世纪是个大变动的年代。在南开中学时,周、吴二人都尚未满20岁,各自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很明朗。就周恩来来说,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也有个过程。

在吴国桢的眼中,周恩来后来思想的巨变让他很久不能接受,他曾这样表示:“就思想而言,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是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生命打赌说他不会。”但是,事实是,他的周大哥日后不仅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对中国、甚至对世界来说都有着巨大影响的共产主义者。

吴国桢1917年转入北京清华大学辛酉级留美预备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抗议活动(驱逐校长)。

在清华时,吴国桢曾收到过周恩来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恩来还专门到清华与吴及南开的校友告别。令吴佩服的是,尽管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特别多,但周恩来几乎同每个人都很熟。临别时刻大家对周恩来依依不舍的情景,吴国桢终生难忘,可见周恩来年轻时的人格魅力就不同一般。1921年,吴国桢赴美留学。留美5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

重叙友情

回国后,吴国桢非常想念他的周大哥,但两人再次见面,已是十多年后的1938年了。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汉口市市长,周恩来则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那天周恩来突然到吴国桢市长官邸拜访,不巧吴不在,周恩来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

吴国桢惊讶地问:“谁呀?”

“周恩来。”

吴国桢一听,喜出望外,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驻地。吴国桢刚刚坐下,周恩来就喊着“峙之”迎了出来。吴国桢紧握着周恩来伸出的双手,回叫“翔宇兄”。自1920年的清华一别,已经过去了18个春秋,两兄弟久久地相视无语。

吴国桢比周恩来小5岁,所以每次吴国桢都是让周恩来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国桢等周恩来先开口,可周恩来只是仔细看着吴国桢,看了又看,一直一言不发,这使吴国桢很不安。

为了打破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吴国桢只能说些客套话,问他近来身体如何,住处是否合适,需要什么帮忙。周恩来的回答也很简单。两兄弟多年未见,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空气却好像在两兄弟间僵化了,彼此间一问一答,没有兄弟的亲热,却显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无形的“隔膜”。

隔了好大一会儿,周恩来仍然不讲话。吴国桢想,也许换一种方式见面更好,于是提议说:“我们18年没见面了,我想请你定一下时间,到我家吃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的同窗好友陪你。你说好吗?”时间定好后,吴国桢就告辞了。18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前后不超过15分钟,就这样客套完了。

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该怎么请。黄卓群犹豫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36元一桌的。我们就这样办,好吗?”没等吴国桢说话,她自己又摇头:“不好,不好。汉口平常酒席只16元,它却贵一倍多。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考虑人民大众的福利。我们请他,他如果问起这宴席是哪个地方叫的,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吗?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他们相信吗?”

夫妻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从简,就叫一桌16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国桢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周恩来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好奇心理,想先向吴国桢打听一下情况,不约而同都提前一刻钟到场了。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国桢同周恩来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了15分钟,还没说上几句话。

好在周恩来很守时,彼此寒暄入席后,吴国桢以为旧日同窗可以自己向周恩来问话了,但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开口。直到互相敬酒的时候,气氛才渐渐融洽起来。大家也只谈学生时代的往事,重温20年前的生活。

晚宴结束后,大家觉得还没有尽兴,周恩来提议:“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请客吃饭不大方便,我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我来安排,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吴国桢和同学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第二次聚会的日期到了,吴国桢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

吴国桢不明所以:“怎么了?”

“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里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36元一桌的了。”

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当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甚至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周恩来笑容满面,点点头。

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

周恩来笑着说:“现在大家都为了抗日,叙叙旧,加深加深感情嘛!”

饭后,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国桢。这时,两兄弟再不像以前那样生疏了,又开始促膝谈心。周恩来问:“峙之,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

“还算满意吧。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

“我也一样。”

一席话谈出了两人的心声。虽“道不同”,但爱国之心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二人成为挚友的纽带所在。

分道扬镳

两次宴请后,两人后来的来往更加密切。一则两人的感情基础确实很深厚,二则国共两党此时也处于第二次蜜月期。

汉口失守前的半个月,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吴国桢的家里吃晚餐。反正没有夫人的管束(当时吴国桢的夫人和子女都到昆明避难去了,邓颖超也不在武汉),两人就天南海北地神侃,经常聊到深夜,不过对两党之间的事还是涉及不多。

可惜两人朝夕共处的美好日子没有多久,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已紧逼武汉。

撤退的前一天。晚饭时周恩来又来了,还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他笑着对吴国桢说:“今晚在汉口是最后一餐饭了。”

吴国桢有点惊讶:“今晚,我做市长结束了,还值得庆祝吗?”

周恩来大笑:“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吗?”

吴国桢一愣,摸了一下后脑勺也笑了:“还是翔宇兄周到,今天农历九月初二,正是我的生日。”20年前,他们结拜兄弟前互相交换了一张生辰八字的帖子,不料周恩来还记得清清楚楚。

正因为是在汉口的最后一次晚餐,周恩来有些话不得不说了:“你知道,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

“你将到哪里去?”

“宜昌。”

“坐车吗?”

“是的,坐车。”

“我们可以一起走吗?”

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吴国桢跟着共产党走。吴国桢是个聪明人,哪会不明白周大哥话中深意。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客气地告诉周恩来:“也许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同你联系,还是各自安排最安全。”

周恩来明白,此刻就要吴国桢作出决断是很困难的,他临走时请求吴国桢再考虑一下。半夜,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吴国桢:“你现在走吗?”

“我还要等一会儿。”

“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

“我还是原来的想法。”

如果周恩来曾有过要将吴国桢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应该是在此时打消的。他明白争取吴国桢过来已是件没有希望的事情了。

吴国桢此时政途正是青云直上之时。从政以来,他的才能逐渐被认可,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颗照耀他几十年长盛不衰的“巨星”———宋美龄。“士为知己者死”,再说,吴国桢的政治信仰是追求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此时的两兄弟只能分道扬镳。

淡泊如水

吴国桢是个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为官一任,想的是造福于民。在国民党内,他被人誉为君子;在美国,他被视为国民党内一个最好的官吏。正是他具备的这些优点,周恩来一直视他为知己。

汉口把话挑明后,周恩来尊重吴国桢的选择,但仍然视他为自己的私人朋友。两人的交往,正是古人所向往的那种君子之交,很平淡,但很真实。

1939年,年仅36岁的吴国桢出任重庆市市长。周恩来也在重庆,担任中共驻渝代表团的团长,还是国民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

在重庆的时候,两人有时间会打打电话,聊聊天,每逢节日,互致问候。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两人私底下再也没有见面。

武汉失守后,日本改变策略,把重心放在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蒋介石随风而上,策划发动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共产党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这时的周恩来和吴国桢,该交锋的时候就得交锋。

有一次,周恩来同一起任代表的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谈判,谈判中,周恩来和王若飞对吴国桢作了尖锐的攻击。

但公对公,私底下两人还是保持来往。两人在重庆的最后一次聚会是由周恩来发出邀请的。参加的除吴国桢夫妇外,还有另一对国民党的夫妇,南开中学出身的张平群(后任驻纽约总领事)和夫人。其余的都是正好在重庆的共产党员,有王若飞、董必武和叶剑英。大家都显得彬彬有礼,只是聊天。

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到南京不久,周恩来就去拜访吴国桢,就国民党军队武力占领长春、抢占胜利果实的行为,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当然,吴国桢站在南京政府一边,会谈的结果只能不欢而散。

1946年,吴国桢改任上海市市长。在上海,周恩来夫妇拜访了吴国桢夫妇,但谈得不是很多。到这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胜负未定,他们也没有心情谈天说地。

后来在上海,周恩来还为公事见过几次吴国桢。上海解放前夕,吴国桢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不久出任台湾省主席,帮蒋介石支撑危局。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总理。从此两兄弟天各一方,在上世纪台海对峙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无缘再见。

作者:马若寒

来源:人民网